辛德勇《金铭与石刻》出版（附自序）
辛德勇，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中国地理学史、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旧史舆地文录》《石室賸言》《旧史舆地文编》《制造汉武帝》《祭獭食蹠》《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史记〉新本校勘》《发现燕然山铭》《学人书影（初集）》《海昏侯新论》《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读书随笔集》等。
本册内容主要围绕两方面的内容：第一，针对新近发现的重要石刻史料《燕然山铭》，从刊刻的历史背景、文本内容的辨析以及文本文字的校订等方面进行总体论述与具体考辨，是对作者此前出版《发现燕然山铭》的重要订正与补充；第二，针对作者所见的一些金铭与石刻，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进行辨伪，尤其是去年年底新见的所谓“李训墓志”以及前一段曾引起较多关注的“雒阳武库钟铭文”，作者均依事理、据史实进行了认真考证，最终得出这些铭文均为赝造的结论。
本册的多篇文章由于其所关涉的内容受到广大社会公众关注，作者的论述也较为精彩，使得本册书的亮点较多，可读性亦较强。
所谓“金铭”与“石刻”，在这里指的主要是金石铭文，同时也兼指古代金石遗物。说实话，能以这样的书名编成这样一本小书，列在《辛德勇读书随笔集》里，这是出乎我本人意料之外的。原因，主要是所谓金石研究在我的心目中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从而也就没有花过很大的功夫。
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研究，是在北宋中期伴随着整个学风的转变而兴盛起来的，即学者们为了更加准确、更加深入地阐释传世经史典籍，开始广泛搜集和利用金石文献。
了解这一学术渊源，人们也就应该能够理解：当时的学者，是把金石铭文作为传世经史典籍的辅助材料来研读的。这样的学术旨趣，被后世主流的金石学家所继承。至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和发展，带动金石铭文的研究达到历史性高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顾炎武，用“增高五岳，助广百川”这八个字，很形象地表述了金石铭文同传世基本典籍之间的位置关系。这也是我对待金石铭文的基本态度。
态度如此，对金石铭文也就没有给予太多的关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花过什么专门的功夫，偶尔做过的很少一部分专门针对具体金石铭文的研究，如宋金时期的石刻《禹迹图》等，只是根据自己专业研究的需要，在所涉及的问题本身具有较大必要性时，才从事其事。
不过近年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变化的原因有两项。
其中一项原因，是我在研究西汉新莽时期年号问题时，动手翻阅了自己能够找到的所有这一时期的各类铭文数据，尤其是金石铭文。看得多了，认识也就比较全面了。这也就具备了较好的条件，看这一时期的故器物铭文，就更容易看出问题，也就可以专门针对这一时期的铭文写些东西。
另一项原因，是我在北京大学给本科生上课，讲了石刻文献的问题。
2004年到北大教书之前，没有多少上讲台授课的经历，也就没有什么“教案”的积累。匆促走入教室开讲，只好拿自己老师的东西来混事儿。我在北大讲的很多课，包括研究生的课和本科生的课，都是抄撮一下黄永年先生的论著做讲义。
黄永年先生的《古文献学四讲》（后来中西书局出版新本。改称《古文献学讲义》），其中有一讲是《碑刻学》，讲的就是石刻文献。为了给学生讲碑刻，我以老师这本讲义为基础，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一些重要的石刻文献书籍。这样在连续讲过几年课之后，就对石刻铭文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我一直觉得历史学是研究具体问题、解决具体问题的学问，学习包括基础入门知识在内的一些学术通则，目的是为了解析具体的问题，而不是相反。
心里对石刻文献有了些数，手上就有些技痒，忍不住想找个题目练练手。我选定的第一个题目，是北齐所谓“百年太子”高百年的墓志铭，写了一篇题作《北齐乐陵王暨王妃斛律氏墓志百年太子命案始末》的论文。
为什么选这个？
首先是以石刻铭文治史，北朝墓志铭是一大重心。不过我自己对北朝历史极为生疏，想一下子上手，实际上很困难。相比较而言，北朝诸史中北齐最容易。这是因为遵循顾炎武所讲的那个原则，利用金铭石刻来研治史事，要以传世基本典籍为基础，为依归。而在北朝正史当中，《北齐书》的篇幅，最为单薄（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只有两册，在全套《二十四史》中，篇幅也是最小的），很容易就通读了两遍。这样就能够在读解墓志铭时做到心中有数。
其次是我在比较充分地了解北齐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以为墓志载述的史事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这并不是说这篇墓志铭是随手乱写的瞎话，而是在其背后有着深刻而又复杂的社会因缘。
选择这样的石刻文献来练手，也是由我对待金石铭文的总体态度所决定的：即绝不因这些铭文的新知新见而变态地夸张所谓“新史料”的价值，绝不敢信从陈寅恪先生“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的说法。
我心中秉持的治学理念，在对待各种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史料方面，是业师史念海先生经常传授的顾门治学要诀——研治史事主要是利用常见传世史料，以“化腐朽为神奇”；是业师黄永年先生反复督促的“一定要首先好好地读正史”。
按照这样的治学理念，相对于以正经正史为骨干的传世基本典籍，晚出新见的这些金石铭文，其最大的功用，也就是顾炎武讲的“增高五岳，助广百川”那八个字。治学者尤其不宜将金石铭文中一些简单的补史订史作用，视作推动学术发展的高能核动力，更不必像抢自家祖宗牌位一样去竞相争用别家先人墓圹中置放的志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种种特定的历史原因，金石铭文中还颇有一些刻意镌入的谎言虚词，对此，更需要在充分研读传世基本典籍的基础上予以详察明辨。不然的话，若是一味佞信金石铭文而轻率地指非为是，对历史研究还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北齐乐陵王暨王妃斛律氏墓志百年太子命案始末》这篇文章，就是想以高百年夫妇的墓志作为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我认为，真诚地面对当下中国金石研究的实际情况，这应该是一个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当然，这样的例证也不一定很多，更实质性的意义还是要以传世基本典籍为基础来合理地对待金石文献。其实利用金石铭文研经治史最佳的效用，应属藉助铭文显现的线索来发微索隐，解决那些潜藏在表明现象背后的历史真相，而要想跃升到这样的最高境界，还是要先行进入传世基本典籍所提供的社会场景；即使所做研究达不到发微索隐的层次，像研究所有历史问题一样，能够在充分了解一般性状况的基础上来解决那些特殊的疑难问题，这也要比简单地指陈金石铭文中不同于传世文献的新材料会高明很多，而这同样要以广泛掌握传世基本典籍载述的史事为先决条件。
过去我有意无意写过的几篇关于金石铭文研究的文稿，都已收录在了《石室剩言》一书当中。除了具体史事论证之外，这些文稿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我对金石研究的上述看法。
尽管此前有过这样一些基础，现在能够编录这样一本以金石铭文为主题的文集，还是很有些偶然。
这次收录到《金铭与石刻》里的文稿，虽然稍微有些杂乱，但总的来说，大多数文章，是围绕着这样两个方面：一是重大新发现，二是铭文辨伪。
关于前者，主要就是《燕然山铭》，另外还有一篇论述海昏侯刘贺墓室黄金货币的讲稿，因为也是重大考古发现，尽管性质有些差别，也还是附列在这一类里了。对《燕然山铭》的研究，可以说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我在上面讲述的一项基本追求——即透过传世基本典籍载述的场景来解析石刻铭文。相关基本研究成果，已写入《发现燕然山铭》书中。这里收录的几篇文稿，或是对书中内容的概括、引申、解说，或是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这里就不多加说明了。相信结合《发现燕然山铭》一书来读，人们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收益。
关于金石铭文的辨伪问题，这里收录的几篇文稿，有的是对旧有研究的进一步说明（如对“雒阳武库钟”铭文的辨伪），有的是全新的论说（如对所谓《张泛请雨铭》和《李训墓志》的辨伪）。
颇有一些金石专家或古文字专家，对我这些观点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在这里，我想对关心相关问题的读者，简单地说明一下我对这些不同有意见的态度。第一，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所有不同意见，都不足以让我放弃自己的观点。第二，这些不同意见，其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方法，与敝人有很大不同；同时，也并没有针对敝人的论证过程逐一做出合理的说明。既然道不同，术不通，我也就无意再做出更多的论辨。至于读者们怎样看，那也都是读者自己的事儿，我也不必再说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论述已经很充分了。
2020年4月3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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